持續推動新時代區域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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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區域經濟逐步從“非均衡”發展走向“協調”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區域協調發展作為要領,持續不斷地激發局部性及全域性的發展潛能,經濟表現顯著超越全球絕大多數同等發展水平國家,持續縮小與美國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差距。

                                              區域經濟從“非均衡”轉向“協調”發展的動態演變,是基于我國不同地區自然資源稟賦及經濟發展比較優勢變化的實際情況,在現代化交通基礎設施和通信網絡不斷發展的推動下,實現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空間布局和戰略手段?!皟灮瘏^域經濟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對于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構建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新格局具有重大的理論及現實意義。

                                              區域協調發展順應時代大勢

                                              從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20世紀末,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著力點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一方面,這是因為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農耕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轉變,我國缺乏經驗和樣板;另一方面,需要集中各種稀缺要素資源快速培育少數經濟增長中心,再以這些經濟增長中心為依托,通過“以點帶面”的形式,擴展到沿海廣大地區,并進一步輻射牽引內陸地區共同發展。理論上,我們可以把“以點帶面”的增長模式稱為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模式,也就是讓少數地區先發展起來,再去帶動其他地區發展,這是改革開放初期20多年我國區域發展的基本特征。

                                              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增長中心包括四大經濟特區、沿海14個開放城市和后來發展的上海浦東新區及海南島。隨著經濟全面增速,發展最為突出的是四大一線城市和其他許多副省級或地級城市。但是因為交通基礎設施落后,這些經濟增長中心只能牽引附近其他城市和農村發展,對內陸地區的輻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的人均GDP水平差距不斷擴大,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別也持續擴大。長時間明顯的年均增長速度差異,導致我國區域經濟形成了一個從東向西逐級下降的“三階瀑布”,構成三個不同的經濟發展“俱樂部”,在每個俱樂部之間似乎隔著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因此,縮小全國人均產出和收入差距,迫切需要區域、城鄉的協調發展。

                                              進入21世紀,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對外貿易依存度,也就是對外貿易總量占GDP比重,從2001年的不到三分之一迅速提高到2006年的64%。與此同時,對外貿易順差快速增長,國家外匯儲備突破3萬億美元,為我國對外投資提供了強大的資本基礎,使我國同時成為全球最大外資流入和流出國之一,為構建強大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奠定了牢固的物質和技術基礎。然而,2008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2010年的歐洲債務危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引發的全球綜合性危機,使我國沿海地區的對外發展、對內搞活面臨各種新的挑戰。因此,傳統產業不斷向內陸地區和東南亞地區轉移,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的經濟增長中心城市開始通過產業轉型升級、技術創新、深化改革,不斷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韌勁,以質量替代速度,向更高水平的方向發展。而內陸廣大地區利用廣闊的土地空間和各種自然資源優勢,依托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的國家大戰略,以嶄新的姿態,迅速發起對東部沿海地區的追趕,充分展現后發優勢,實現連續多年人均GDP增長速度高于東部地區的新景象,有效縮小了三大區域之間的發展差異,使全國形成了“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高質量發展態勢。

                                              與此同時,我國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互聯網、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發展突飛猛進,充分發揮全球人口大國和地域遼闊的規模及范圍經濟優勢。高鐵、高速公路、航空、水運、“互聯網+”等立體交通通信網絡的建成,徹底改變了中國交通通信及物流的落后局面,成為全球最先進、規模最大的交通通信體系。這一立體交通通信體系的高效率全域性覆蓋,極大壓縮了各種生產要素、信息、商品及服務的流通時空和成本,使昔日落后的內陸地區釋放出巨大的發展潛能,區域經濟出現前所未有的趨同發展新格局,區域之間的人均產出差異及城鄉人均收入差異迅速縮小。

                                              區域、城鄉發展差距持續縮小,是我國區域經濟從“非均衡”向“協調”發展的重大轉變,也是我國經濟40多年連續不間斷高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和實現路徑,不僅得益于區域、城鄉的協調發展,更重要的是內陸城市群的發展壯大。2020年,GDP總量超過1萬億元的內陸城市已經有7個,其中重慶、成都、武漢的GDP總量分別排在全國萬億級城市中的第5、第7和第8位。按社會消費總量計算,重慶和成都分別排在第3和第5位,均超過深圳的社會消費總量。這些內陸地區超大城市的經濟增長速度連續10年超過許多沿海城市。2001—2020年間,在全國9個國家中心城市中,內陸5個城市的名義GDP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2.5%,比沿海四大國家中心城市的8.4%高出4.1個百分點,極大地縮小了國家中心城市的發展差距。

                                              高質量推動區域協調發展

                                              “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遠?!毙掳l展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面臨著越來越復雜和嚴峻的挑戰。一方面,國內生產要素價格持續上漲,人口紅利空間縮小,人口老齡化和自然環境治理壓力不斷上升,迫切需要轉變生產方式,貫徹新發展理念,特別是要以“質量優先”替代“速度優先”,以“協調發展”替代“非均衡發展”。另一方面,最近十多年來,受全球經濟金融危機等突發事件的影響,我國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發展格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經濟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從2006年的64%不斷回落到31%左右。因此,黨中央提出了“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在堅持高水平高質量對外開放的同時,依托超大國內市場和完整的工業體系,打造強大而富有韌勁的國內大循環。

                                              就區域協調發展而言,要以科技創新為推動力,促進區域、城鄉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發展和綠色發展,優化城鄉和區域空間布局,提高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空間及韌勁,共享人類發展成果。在具體實踐中,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持續發力。

                                              第一,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貫徹區域協調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協調和包容性增長,不僅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必然結果?,F階段,我國城市之間的發展差距還比較大,以地級城市為單位,最富有的城市人均GDP是最落后的城市人均GDP的十倍以上。許多省份的省會城市首位度不斷提高,長期以來“虹吸”多于“溢出”,省內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全國范圍內,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比較大,城鄉社會服務,尤其是醫療教育養老服務質量差別明顯,嚴重阻礙人口自由流動和低收入階層人口向中高收入階層暢通轉移。因此,我國只有通過提高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加快落后地區發展速度,推進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協調生產與生態關系,才能有效推進區域協調發展,釋放長期增長潛能。

                                              第二,全面貫徹“從全國謀劃一域、以一域服務全局”的區域協調發展理念。把全國分成數十個城市集群,在城市群之內以一個或多個大型城市作為經濟增長中心,通過技術要素聚集,提高它們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水平,打造全國性和區域性的“創新極”和經濟中心。借助這些以創新為主動力的經濟中心,去實現本區域內部微觀均衡發展。在全國范圍內,強化四大國家級經濟增長極的發展及輻射能力,提高黃河長江流域生態建設力度。同時,把四大國家級經濟增長極打造成為我國最大的創新極。通過建設全國綜合立體交通通信網絡,大幅度提高發達經濟增長板塊輻射牽引落后經濟增長板塊的速度和質量,實現四大經濟增長極之間的協調發展,形成一個巨大的菱形結構,構建一個宏觀“馬陣跨阱、板鏈拉動”新格局,帶動全國人民實現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目標。

                                              第三,強化多個區域性城市集群建設,促進全域性區域協調發展。在四大經濟增長極之外,我國還有20多個區域性城市集群或增長中心,包括長江中游城市群、東北城市群、環渤海城市群等。這些城市群都有一個或多個核心城市,需要集中力量發展。特別是在應用技術領域,要加大投資力度,提高技術應用及推廣效率,通過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效率,努力縮小與國家級經濟增長中心的發展差距,拉動周邊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鄉鎮發展。在全國范圍內構建一個“國家級經濟增長極—區域經濟增長中心—中小城市鄉鎮帶”無縫銜接的立體空間結構,讓全國范圍內的所有土地、人口及其他生產要素迸發出最大的發展潛能,在持續縮小區域、城鄉和不同階層人口發展及收入差別的同時,釋放出強大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動能。

                                              第四,充分利用推廣數字技術,提高區域協調發展科技含量?;ヂ摼W、大數據、智能化、人工智能、低碳技術,既是區域協調高質量發展的新型推動力,也是國民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尤其是要“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數字經濟具有最明顯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特征,非常適合我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具體國情。低碳技術和新能源發展,是人與自然和諧共存,實現生產、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必然選擇?;谖覈?0多年改革開放所積累的物質技術人才基礎,在全球新技術革命浪潮中,最有可能對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實現超常規追趕。做好區域協調發展,是實現這一偉大目標的重要手段,既可以把數字經濟和低碳技術的最大發展潛能挖掘出來,也可以在未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征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牢固的空間經濟地理發展基礎。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扶貧工作的重要論述的理論和實證基礎及精準扶貧效果研究”(18ZDA00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遼寧大學李安民經濟研究院、重慶大學社會科學部)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姚樹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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